中国古代的阅读传统与精神追求

　　中国古代社会历来将读书视为立身之本。科举取士虽为少数人提供了进身之阶，但于广大百姓而言，阅读更是浸润日常的精神滋养，成为塑造人格、改良社会的重要方式。古人以诗书训导子弟，以典籍涵养门风，在长期重农的传统中，普遍坚持耕读传家，文化血脉借此得以延续，最终凝聚成华夏文明独特的精神气质。

　　古人读书，向不以记诵为能，亦不以博洽自矜。其根本，在于视阅读为修身之功。清代大诗人吴伟业有句云：“闲窗听雨摊诗卷，独树看云上啸台。”雨打窗棂时披览诗书，云生木末处放怀长吟，读书与生活交融无间，在沉潜往复间陶冶性灵，是士人生命之理想状态。孔子曰：“古之学者为己。”此“为己”，非为一己之私利，实为充实精神、完善德性，使生命达于仁义之境。《颜氏家训》阐发此义最为深切：“夫所以读书学问，本欲开心明目，利于行耳。”人生百态，若有偏失，或骄奢，或鄙吝，或暴悍，或怯懦，皆可由观览古人之嘉言懿行而得以匡正。见古人“恭俭节用”，则骄奢者“瞿然自失”；见古人“贵义轻财”，则鄙吝者“赧然悔耻”，书籍实为淬炼人格之砺石。韩退之论学，谓“学所以为道”，将读书之终极指向对“道”的体认与践行；司马光亦言“贵于行之，而不贵于知之”，强调真学问必显于立身行己之间。古人阅读所求，实为文字背后蕴藏的为人处世之道。将书本内化于心、外化于行的阅读方式，已然构成其生命的核心部分。

　　在以农为主的古代社会中，人们既重视耕作，也强调读书的重要性，这既是家族赓续的根本，亦是教化传承的重要方式。《国语》载申叔时答楚庄王问教一事，颇能见其深意：“教之《春秋》，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，以戒劝其心……教之《诗》，而为之导广显德，以耀明其志。”阅读经典旨在涵养心性、端正品行，使子弟在诗书礼乐的浸润中，生发出对善的向往与对德的持守，门风由此淳厚，民风亦随之潜移默化。袁枚《黄生借书说》道出“书非借不能读也”的至理，彼时书籍流传不易，贫寒士子得书维艰，正因“虑人逼取”，故能“惴惴焉摩玩之不已”，生出一种紧迫而专注的研读热忱，而富贵家之书因藏书丰盈，反而易生懈怠，束之高阁。因借书而生的珍视与精进，是耕读精神的体现。进而论之，古人对读书的期许，非止于章句之间。司马光《与薛子立秀才书》直言：“士之读书者，岂专为禄利而已哉？求得位而行其道，以利斯民也。”将读书与利民之道紧密相连，赋予阅读以社会担当。王充《论衡》更痛斥“徒诵读”而不能著书表文者为“鹦鹉能言之类”，强调“贵通者，贵其能用之也”。读书所得，若不能施之于世，则如镜花水月，终是虚谈。因此，读书早已超越书斋里的个人修习，成为连接个人修养与家国天下的桥梁。在阅读中，个人得以成就君子之风，家族得以维系清雅门楣，而整个社会的风尚亦得到提升，斯文于是乎不绝。

　　士大夫的阅读，是历代学术风气的映照。观其读书取向与方法，便可知一代学林之趋向。汉代经学鼎盛，许慎于《说文解字·叙》论曰：“盖文字者，经艺之本，王政之始。”汉儒伏案穷经，于每一字的形音义中探寻微言大义，严谨的阅读态度不仅成就了两汉经学的笃实品格，更塑造了中国古代阅读传统中最深厚的学术基因。宋明理学兴起，士人读书之目光由章句转向义理。朱子论读书，谓“学者读书，须要敛身正坐，缓视微吟，虚心涵泳，切己省察”，这种由外而内、由博返约的阅读方式，正是理学强调内心体认的体现。二程持“读书当观圣人所以作经之意，与圣人所以用心”之论，则将阅读升华为与古圣贤精神往来的过程。然学术风气亦不免流弊。王充于《论衡》中已痛陈“通人览见广博，不能掇以论说，此为匿生书主人”，批评徒知记诵而不能融会贯通的学者。顾炎武在《日知录》中倡导“读九经自考文始，考文自知音始”，亦是对明末空疏学风的拨正。陆九渊更是指出：“今人读书，平易处不理会，有可以起人羡慕者，则着力研究”，直指士人求奇好异、舍本逐末的浮躁习气。历代士大夫之阅读取向，或重考据，或尚义理，或主经世，无不与时代思潮相呼应，形成独特的学术演进脉络。

　　古人论读书之法，不独在记诵之勤，尤在体悟之深，读书实乃心与古会、身与道合的修行功夫。古人主张熟读精思，朱子谓：“读书，小作课程，大施功力。如会读得二百字，只读得一百字，却于百字中猛施工夫，理会子细，读诵教熟。”此法与今人贪多务得、浮光掠影之病正相反对。昔欧阳永叔自述作文“惟勤读而多为之，自工”。可见古人虽重机缘妙悟，更知功力积累之不可废。此外，读书贵在存疑，不盲从传注。朱子云：“读书无疑者，须教有疑；有疑者，却要无疑，到这里方是长进。”陆象山亦言：“读书固不可不晓文义，然只以晓文义为是，只是儿童之学，须看意旨所在。”真正的读书，是在无疑处生疑，在有疑处求解，最终达到心领神会的境界。此外，古人读书，讲究次序与方法。苏东坡曾提出“八面受敌”法：“卑意欲少年为学者，每一书皆作数过尽之……每次作一意求之。”面对浩瀚书海，人之精力有限，若泛泛而读，则如走马观花。若每次阅读只聚焦一个主题，集中精力攻克，如此数番，则书中所藏之精义，皆能为读者所吸纳。至若读经读史之别，古人亦有明辨。朱子以为：“看《孟子》，与《论语》不同：《论语》要冷看，《孟子》要熟读。”《论语》字字珠玑，须静观默会；《孟子》气势磅礴，当熟读成诵，体现出古人因书施教、因材施读的阅读智慧。

　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，典籍浩繁，但典籍的生命，终需通过阅读方能激活。历代学人通过注疏、讲论与著述，不断为古老经典注入新的生命力，使中华文明始终保持着深刻的自省与革新能力。九州音异，方言纷繁，正是凭借文字与阅读，以儒学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文化得以跨越时空，凝聚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强大精神纽带。

　　（作者为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）